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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longyu4u 笔名:飘荡的雨 地区: 上海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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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们正年轻,总是说明天一定会很美,那传说中的江湖就象一道光芒,在你我心中闪耀着
居然有刑法管不了的犯罪
今天去跑腿办事,顺便听了个最新司法解释的讲座。说行贿受贿是犯罪,分两类,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另一类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听名字应该是,所有行贿受贿的个人和单位都是犯罪,但是司法解释说,非国家工作人员指的是公司企业职权的人员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但是其他单位,说不应当包括社会团体--难道医生老师没有受贿的可能么?他们受贿不属于犯罪?
苏联笑话精选
zz朋友的博客,关于完美的。。
完美是一种理想,允许你有十次修改,也不可能没有遗憾。
所以,习惯于接受可能会比不断反叛更容易获得尊重。
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
我曾经在很深的夜里,做着许多狂乱的梦,醒来的时候,浑身是汗,几近虚脱。为何有梦?或许是因为现实中有太多无法实现的东西,所以才付诸于梦。
但是,我知道梦毕竟虚幻,所以,接受了完美只是一种理想的观点,开始活的轻松。
今天预备明天
今天预备明天,这是极稳健;生时预备死时 ,这是真旷达; 父母预备儿女,这是真慈爱。 能做到这三步的人,才能算做是现代的人。 ——胡适
不仅重要的事情,要做好预备。不紧急的事情做好了预备,也很有好处。早上赶时间,上半也好,约会也好,坐车也好,早起10分钟,就不需要神色匆匆,紧赶慢赶;也不需要埋怨公交车老不来,居然晚点了5分钟,弄得十分被动。反正都要早起嘛,早个10分钟,就有充足的时间,也就不会忙中出错了。
总有这种戏剧化的场景,男主人公想了半天,决定去车站拦截准备离开的女友,却因为一个红绿灯的时间搞得自己追着火车跑,甚至还有追着飞机跑。只要早10分钟就不会这样麻烦了。
有了准备还要严格纪律。比如总有历史上有名的股票高手说,要严格交易纪律,设定了预先的目标就要严格执行,不然会付出重大的代价。
发明备忘录的人是了不起的时间管理专家,因为睡一觉起来忘掉自己预备要做的事总是在发生。但是备忘录是好,但是严格执行确实另外一回事。
这个博文是一个记录,来提醒自己,要长记性。记不住,就记备忘录;记住了不做,吃了亏,致少也不会忘掉。所以,总能起到点警醒人的作用。
建筑工地基金 今天成立~
投资组合(8月31日收盘价计算):
名称 仓位 数量
保利地产 20% 23.81
福耀玻璃 20% 60.88
三一重工 19% 36.38
海螺水泥 15% 22.84
路桥建设 10% 56.75
中体产业 8% 20.13
方圆支承 8% 15.45
zz无数个孔子在成长
战国孟子的兼济天下、民重君轻的孔子;西汉董仲舒的尊奉君主、上感天机的孔子;魏晋名士的谈玄论奥、名士风流的孔子;宋朝理学家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孔子;明朝心学家的知行合一、灭心中贼的孔子;清代有颜元重实践的孔子,戴震重感情的孔子。
近代有康有为的大同主义的孔子;陈焕章的宗教家的孔子;朱谦之的主张自由恋爱的孔子;梁启超认为孔子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郭沫若认为孔子是“乱党”,是革命者;林语堂设想孔子对不检点的南子夫人有些动心;鲁迅设想孔子因到处奔波,饮食不定,还要生许多人的气,八成会害胃病。
20世纪70年代初,孔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教材里,是“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孔子被画得酷似叛国的“副统帅”。
在当代,穿对襟长衫的蒋庆先生要请孔子当素王主持新宪;妖娆的“国学辣妹”认为老夫子很需要年轻女子慰籍;眉宇英武的于丹在电视里把孔子讲得相当温情与励志,而文弱的“十博士”却因此成群结队地在网上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战叫,要当新时代的儒家门庭的护法使者。
众生多嘴,圣人无心。与其责备历史与现实的混浊与离奇,不如佩服孔子学术与人格的底子,他是长生鸟,是不倒翁,是变形金刚,经得起两千多年许多人的打扮与折腾!时光证明,人民群众还算喜爱或同情孔子。至于多少人借孔家的壳来上市,却不是这位当年一世颠沛、没怎么掌过权的老学究的“原罪”。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是孔子“无害化”与“去罪化”的20多年,也是孔子逐渐赢回人们喜爱的20多年——注意,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喜爱,而不是崇拜。经过五四愤青们的鞭挞,从前那个宗法主义、帝王之师、“拉历史倒车”的孔子,已褪色、黯淡、甚至灰飞烟灭了。人们在重新绘画孔子。人们在重新设计孔子。人们在重新创造孔子。一个新的孔子抖落旧的灰烬,重生了。
是的,帝王将相的孔子已死,军阀僭主的孔子已死;而人民的孔子正被时代呼唤出来。这新的孔子,是狂狷而非踌躇的,是刚健而非庸懦的,是居于草根而非邀媚权势的,他一定是平民主义的孔子,一定是人道主义的孔子,一定是赞成市场经济、普世价值的孔子。
如果有人反对,我们就要引用——
子不是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声音。
子不是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吗?他是主张言论开放,主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
子不是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吗?他是尊重个性,讲求人格独立的。
子不是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吗?他也想发财,想问心无愧地发大财。
孔子学说不是认为夷狄会进为华夏,而华夏可能退为夷狄吗?他是有世界眼光与忧患意识的爱国者!
当然,如果有人考证,说孔子其实并不真正赞成这一切,孔子的想法其实是这样或那样的,那也无关紧要——归根到底,世界是新新不已的,是活人的。我们可以从专制主义的尘封中解救出孔子,而不必指望孔子的遗教真能救时人于水火。
遗骸是站不起来的,现实世界里,真正不断展翅复活、踊跃再生的,是所有人连同孔老夫子也必然有的大愿:一个“天下有道”的世界,一个公正与和谐的世界,一个富而知礼,穷不堕志的和平进步的世界,一个人人热爱诗歌、音乐、典籍,并“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文昌明的世界。
而我们可悲可爱可叹可敬的孔丘先生,多是多非多磨多难的孔丘先生,说到底,他不是别人,就是你,是我,是数千年来,全体中国人民追求人文世界与公正秩序的经典身影。
zz波普尔的社会历史观
波普尔的社会历史观(转贴)
2007-01-07 01:10:49
波普尔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自二战以后对西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他把他的科学哲学中的原则、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社会政治哲学。
一、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
波普尔宣称,不论在科学哲学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哲学中,他的批判目标是共同的,即权威主义。波普尔把人类社会初期的部落社会称为“封闭社会”,其特点是权威崇拜。而思想上的权威主义容易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如果说传统认识论信奉的是确实不变的真理权威主义,那么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极权主义信奉的是确实不变的历史规律的权威主义,两者都会导致排斥批判、反对变革的教条主义。波普尔认为开放的社会面临着强大的敌人,有倒退到封闭社会的危险,他把所有的历史决定论者都视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因此,历史决定论自然成为波普尔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批判对象。
(一)何谓历史决定论
什么是历史决定论呢?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以历史预见为主要目的”,并且以“通过发现历史进程的规律或趋势便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信念。通俗地说,历史决定论就是这样的信念,它认为存在着一条决定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作为历史决定论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谜,谁解开了这个谜,谁就掌握未来的钥匙。
波普尔以历史决定论作了考察,认为它是一种古老的理论,源远流长,并且在现实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有“神学方式的历史决定论”,这是最古老的形式,认为上帝意志决定社会有发展的方向;有“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它认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决定社会历史发展;有“心灵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思想规律决定社会发展;还有认为经济规律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等等。上述形态虽然各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即认为历史进程为一定规律的所支配,人们可以完全地、精确地预见历史未来的进程。这是一种决定论。
(二)历史决定论的错误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他们在方法论上运用简单类比所致。在历史决定论者看来,既然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通过预见自然进程来控制和改造自然,那么也应该存在这样一种历史科学,它的目的是发现历史规律,并且把握和利用这一规律来改造社会。波普尔认为自然和社会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作简单的类比预测。首先,科学理论是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逐步增加,其证伪度也随之提高的过程,越趋向整体,越容易被证伪。所以科学理论在预测的范围上要做到既是整体又是长期的是不可能的,要么是短期的、全局的,要么是长期、局部的。历史决定论者却偏要去发现并掌握适用于人类社会整体、又决定历史全进程的规律,这种规律是无法证伪的。既然没有证伪度,因而也就算不上是科学的规律。其次,预见的检验方式不同。自然科学的预见必须经受事实的严格检验,而这样的事实可以重复出现并加以运用,但历史决定论预言无法用同样的方式来检验。因为社会中的事实千差万别,不会重复地发生,并且要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干扰、制约。既然任何历史发展的预言都无法被事实所确认,那么,它就不可能经过严格检验而被上升为科学规律。
波普尔进一步分析指出: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发展存在铁一般的规律,它不受人们意志所左右,一定要贯穿下去。人们可以加速或延缓其进程,但不能创造和消灭它。在历史规律面前,有两种人,一种是推动者,一种是阻碍者,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这两部分人斗争的历史。前者顺应历史潮流,随历史规律实现而成为社会主人;后者是螳臂挡车,将会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如前指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式。波普尔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典型的历史决定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经济发展规律是历史规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结局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而成为社会的主人。
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是封闭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开放社会所依赖的理性批判精神格格不入,故他把所有倡导和拥护历史决定论的哲学家都视之为社会的敌人,并对他们的历史理论展开批判,说他们是错误的预言家。其中批判最力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最精巧的历史决定论,是历史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批判倒了,那么其他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理论就会不攻自破。
二、对乌托邦工程的批判
波普尔不仅对历史决定论的社会历史理论展开猛烈的批判,而且对其改造社会的实践通盘计划和目标进行批判。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不仅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而且也是统治者手中的锐器。它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历史规律,企图制定出大规模地改变社会的长期规划。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在社会领域根本不存在与自然规律对应的历史规律。波普尔把这种通盘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称为“乌托邦工程”。并认为历史决定论大抵都是“乌托邦工程师”。
波普尔认为乌托邦工程师并非野心勃勃,谋求一己一派之私利,而是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愿望。他们认为,历史日益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政治家的任务就是顺应其潮流,创造一个美好完善、充满人道的无阶级差别的大同世界,“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他们的信念。波普尔认为这一理想是“认为我们在地上制造天堂错误”,它给人类带来的是灾难和不幸。为什么会这样事与愿违呢?波普尔认为,乌托邦工程师认为自己的目标是很理性的,但实质上都是唯美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迷狂,必然激发出非理性的态度,如暴力、内讧、相互倾压。因此乌托邦工程以理性目标和计划开始,却必然以反理性的无计划的混乱状态告终。
波普尔指出,乌托邦工程具有反科学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最终目标上:首先,它的内容是完全抽象的规定,如人性的完全解放,绝对的平等正义,它们与具体的现实的政治环境无法衔接,人们可以随意用来为自己卑劣手段进行辩护。其次,“最终目标”称谓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目标是相对行为而言,行为的具体性也必然要求目标的具体性,可以视具体条件作出调整和修订,而“最终目标”则是遥远的、确定的、绝对的。最终目标蕴涵内在矛盾,说明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同时,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就必须消除意见分歧,统一思想,而这难免会诱发同室操戈,相互为敌,导致权力集中、干涉他人生活、牺牲他人自由,出现奴役和不平等的结果。
三、社会渐进工程
(一)何谓社会渐进工程
如前所述,波普尔虽否认存在着与自然规律相对应的历史规律,但并不否认存在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科学。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主要是因为它能够运用自然科学中证伪原则和试错法,而不是对社会发展进行预言的历史决定论方法。由于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具有不可重复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是带有规律的东西。它的任务不是控制社会整体,全盘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而是逐步、逐个、温和地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治疗社会弊病。这一设想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工程”。
(二)社会渐进工程的科学性
波普尔认为社会渐进工程是科学的,并对它进行了论证。
首先,它的目标是科学的。与乌托邦工程的“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目标不同,渐进的社会工程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排除痛苦”。从表面上看,“增加幸福”与“排除痛苦”两种提法含义相同,但实际上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体验,并不是同一体验的正反两方面,而是独立的、一个并不能补偿另一个的身心状态。幸福既不能补偿痛苦,也不是缺乏痛苦的状态。现实中,人们希望排除痛苦比希望增加幸福显得更为迫切,常言道,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更何况幸福的标准是多样的,差异性很大,而排除痛苦的目标则十分明确和具体。波普尔认为,增加幸福是个人的行为,因为政府无法知道个人的幸福目标。如果硬要采取用行政手段增加个人幸福的做法,不但不能增加幸福,而且还会把幸福简单化,造成生活单调乏味,并且还有干涉公民的私生活之嫌。因此,波普尔得出结论,社会科学家和政府的任务不是增加公民的幸福,而是努力为他们铲除祸害、消除痛苦。波普尔的这种看法与他把自然科学的任务由揭示真理转向消除错误是一致的。
总之,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波普尔认为真善美总是人们难以企及的理想王国,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排除和克服现实社会的假、丑、恶现象,逐步取得进步,使社会稳步推进。“渐进的社会工程”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逐步改良社会的途径。
其次,渐进社会工程符合科学实验的程序。社会科学理论所采取的方法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运用猜想与假说,必须通过事实的证伪性检验。而检验社会科学理论所需要的条件更加复杂(不是实验室),所遇到的困难更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这就要求社会科学理论更加具体,更富有针对性,能够不断地被事实经验所修正或否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反复的试验过程中提出更为精确更有成效的方案。波普尔认为渐进的社会工程的优越性正是在于它的试验性。当然,这种渐进性并不是鼠目寸光、只顾眼前、抱残守缺、琐屑平庸,它亦需要蓝图,亦可触及社会重大问题;但是它的蓝图比较简单,只涉及个别制度、机构和程序,如改进健康保障和失业保险、改变法院仲裁程序、修改财政预算和改善教学制度等。这些方案的利弊在短期内便可察觉,可以据此及时确认或修改、调整或废除方案。而乌托邦工程却不能以这种实验性方法加以控制,它的目标要么过于遥远,使得短期行为无法检验它,或者过于庞大,在实践中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再者,渐进社会工程采取的方法是合理的、可行的。它主张用温和的、改良的方法达到目标,采取循序渐进的谨慎态度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破坏,它尊重历史,保留文化传统。而乌托邦工程,企图通过暴力革命,一蹴而就。但这种做法常常导致粗陋混乱和倒退。波普尔强调,渐进的社会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区别,不是在改革的规模速度和范围等问题上的区别,而是在合理与不合理、谨慎从事与胆大冒险、逐步渐进与剧烈激进、自我批判与排斥异己、富有建设性与具有破坏性等态度和方法之间的区别。概言之,是批判理性主义与教条主义、科学精神与权威崇拜之间的区别。
四、开放社会的民主观
波普尔提倡批判理性主义不仅针对封闭社会,而且也针对开放社会。在他看来,开放社会的人们并没有摆脱历史主义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传统的理性主义和非科学的方法看待民主制度,把民主理解为“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政体”、“自由的制度”或“容忍的原则”,由此产生一系列悖论。波普尔以解决悖论的方式,论证了民主与科学的统一性,以及批判理性主义与开放社会制度的一致性。
(一)“主权的悖论”
自柏拉图在其绘制的理想王国的蓝图中提出谁有资格统治国家,国家主权应归谁所有等问题以来,它们就一直萦绕在人们的耳际,对此作出回答也是多种多样的,但都陷入悖论。波普尔分析道:假设首先智者应当成为统治者,而真正的智者具有自知之明,知道担当国家统治者最重要的品质是贤德。所以智者认为贤者应成为统治者。而真正的贤者必然以民为本,恩泽于民,又把民主权交给人民。可是大多数人又会否定自身权利,坚持把主权转让给智者和贤者。如此谦让,转来推去,到底谁应当来统治呢?其结果落在强者手中,而这个强者恰恰就是最不适应统治的人——暴君。于是悖论产生了。
如何来解决这一悖论呢?波普尔认为要解决悖论的方式是改变产生悖论的问题。因为“谁有资格统治”、“主权应归谁所有”等这些问题是以错误方式提出来的,即在“主权等于最高统治者权”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对于国家主权,传统观念认为:主权是最高神圣、不容侵犯的完整实体,为特定的某个集团、阶层、个人所独享,不容他人染指。谁拥有了主权,谁就拥有了统治其他人的特权。波普尔指出,这种逻辑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它的前提错误,事实上任何权力都可以分割。权力的分割就是权力的制衡,哪怕是最专制独裁的君主,也无法做到权力独享,不受掣肘。
波普尔进一步指出,尽管一切权力都受到制衡,但制衡的方式却不同。有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罢免统治者的制度,这是民主制。在其制度下,权力制衡采取普选、监督、辩论、协商等温和而又节制的手段。还有一种是通过“成功的革命”去“罢免政府人员的制度”,这是专制制度。在其制度下,权力的制衡,表现为权力争夺、你死我活斗争,充满血腥味。据此分析,波普尔认为政治哲学应该探讨什么是权力制衡的最佳形式,如何以最小的损失达到目的等问题,其中心问题应从“谁应当统治”转换成“如何最有成效地防止暴政”和“如何建立制度防止坏的或不称职的统治者过分损害人民”。这种转换避免了解决主权问题在理论上引起的悖论,在实践中则避免了导致以夺取权力为目标的暴力革命。因为人们需要的只是逐步建立民主制度的渐进的社会工程。
(二)“民主的悖论”
这个悖论与“主权的悖论”相关。后者产生于大多数人民所具有的不愿意担负管理的责任,需要强者保护的倾向;而“民主的悖论”是在大多数人同意把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的情况下产生的。试问:信奉民主制度的人应该服从大多数人推举出来的独裁者吗?如果不服从,那么,他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这是不民主的;如果服从,那么,他得接受独裁统治,抛弃他信奉的民主制度。
波普尔指出,导致这一悖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民主”理解的不正确所致。他说通常把少数服从多数视之为民主,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在他看来,民主是一套制度,一套被统治者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制度,民主制度虽然涉及到多数人投票赞同或否决的程序,但这并非是民主的显著特征。
波普尔认为,确定民主原则是防止专制主义。反对独裁制度、维护民主制度是理性的召唤,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应承担的义务。民主制的优越性只是相对独裁制而言,本身并不完美无缺,有时,它甚至并不比开明的专制制度更有效。他把政治体制分为三类:开明的专制、民主制和恶性的专制。并且对它们作了比较,认为三者中开明的专制是一种高效率的运行机制。统治者不受其他势力干扰,既自己决策又集思广益,及时制定合理方案,统一政令,最广泛地动员和集中人力与财力,以彻底手段贯彻和实施。
(三)“自由的悖论”
波普尔说自由如果不加限制,自由反而自行丧失;也就是说,如果把自由理解成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另一些人,这样“自由”反倒成为“不自由”的根源。他指出这种悖论在人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十分典型。人民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并不是全方位的,民主制度赋予了人们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权,但无法强求人们做到经济上的平等。因为人们先天的差别(体力和智力等)是无法通过政治、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的。因此,波普尔极力主张经济上的干预主义,其目的就是要限制自由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免造成“自由的悖论”。
如何克服这一悖论?对此,波普尔开出了“良方”,即民主的方法:一方面要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自由竞争产生的不平等。波普尔认为,民主国家应具有保护性的功能,既保护个人行动的自由,又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他人行动的损害。国家的干预措施应体现在这一度的范围内,并且还应该是间接的、制度化的而非直接的,像“长官意志一样的任意胡为”。他认为国家不应该是个臃肿、膨胀的机构,应当用“自由主义的递刀”递去其中不必要的部分;国家的权力不能扩大和滥用,干预职能也应当弱化,只有不得已时才为之,应把其职能主要用在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上。这就是他提的“最小政府原则”的思想。
(四)“容忍的悖论”
波普尔认为容忍和自由一样,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度,它会毁坏自身。如果民主制度容忍那些反对容忍原则的人,就会推翻民主制,建立独裁制。容忍无度只能破坏容忍自身。对此悖论,波普尔提出了“对不容忍者不容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如此做法,不仅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而且在道义上是必要的。波普尔提出“容忍悖论”的动机是号召人们在危难时期挺身而出去捍卫自身权利,这就是“不容忍”;在和平时期,则要保持相当程度的容忍,不应以“不容忍不容忍者”为借口,剥夺政治反对派的发言权。波普尔认为,在开放社会,应把思想自由讨论自由视为最高原则,这样就可通过对话、谈判,妥协等方式来解决不同政见的矛盾,从而避免了采用流血冲突等暴力方式解决分歧带来的灾难。这是一种相当理性的宽容态度:我想我是对的,但可能我是错的,而你是对的,所以还是让我们讨论吧!这将比我们各持己见更接近真理。
总之,波普尔的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中影响很大的一种哲学,在西方的科学哲学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留此存照